阳光发现聚言堂文化生活 出走十五年:行旅者的精神结构是独特的 [细读余秋雨美文] 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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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走十五年:行旅者的精神结构是独特的 [细读余秋雨美文] 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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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的问号

  余秋雨

  昨天深夜抵达开罗。在罗马时代,这条路线坐船需花几个月时间,很多载入史册的大恩怨和大征战在此间发生,例如"埃及艳后"克里奥佩屈拉和罗马将军安东尼就在这个茫茫水域间生死仇恋、引颈盼望,被后人称为古代西方历史上最伟大的爱情。
  但是,就埃及而言,克里奥佩屈拉还年轻得不值一提。我们为寻找希腊文化的源头而来,在法老面前,连那些长髯飘飘的希腊哲人全都成了毛孩子。从希腊跨越到埃及,也就是把
  我们的考察重心从两千五百年前回溯到四千七百年前,相当于从中国的东周列国一下子推到传说中的黄帝时代。
  找旅馆住下,埃及的旅馆一进去就碰到安全检查门,旁边站着警察。一出门,车里也钻进来一个带枪的警察,我们一下车他就紧紧跟随,一下子把气氛搞得相当紧张。
  旅馆号称四星级,实际上相当于一个小招待所,我房里没地方写作,卫生间的洗澡设备也不能用。
  被告知街上的饮食千万不可随意吃,但旅馆的饮食也很难入口。凡肉类都炸成极硬的焦黑色,又炸得很慢,一等好半天,等出来了刚一尝便愁云满面。选来选去,只能吃一种被我们称作"埃食"的面饼充饥。
  旅馆所在的大片街区都相当落后,放眼没见到一幢好房子,路上拥挤而肮脏,商店里卖的基本上都是廉价品。后来发现整个开罗老城区基本都是如此,新城区要好得多,特别是尼罗河边的那一段相当讲究。但是,落后的老城区实在太大了。我们在这个区域找旅馆,为的是离金字塔近。
  这一切,都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实在没有想到大名鼎鼎的开罗城竟这么破旧而让人不安。
  雅典已经够让人失望的了,但到了开罗,雅典就成了一个让人想念的文明世界,那里的小街上毕竟有很多可爱的商店和食铺,随意逛逛也没有安全上的担忧。
  到金字塔去的那条路修得还不错。走着走着,当脚下出现一片黄沙,身边出现几头骆驼,抬头一看,它们已在眼前。
  大的有三座,小的若干座,还有那尊人面狮身的斯芬克斯雕像。所有这一切全都是纯净的褐黄色,只有日光云影勾画出一层层明暗韵律。本来,这样的环境和造型很容易让人觉得单调、荒凉和苦涩,但居然都没有,把人类的感觉惯性推出了常轨。
  受到更大挑战的是知识的常轨。我站在最大的那座胡夫金字塔前恭敬仰望着,心中疑问成堆。
  考古学家断定它建造于四千七百多年前,按照简单的劳动量计算,光这一座,就需要十万工匠建造二十年。但这种计算是一种笨办法,根本还没有考虑一系列无法逾越的难题,例如,这些巨大的石块靠什么工具运来,又如何搬上去的?十万工匠二十年的开支,需要有多大的国力支撑?而这样的国力在当时的经济水平下又需要多大的人口基数来铺垫?那么,当时埃及的总人口是多少?地球的总人口是多少?
  更麻烦的是,如此貌似粗糙的活儿,又必须有金银首饰匠的细致,因为直到今天,石方之间还找不到能划进一个薄刀片的缝隙!当然,最神奇的是,现在从金字塔测得的各种数据又与大量天文数据吻合得不差分毫,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直到本世纪,很多国际间著名的工程师经过反复测量、思考、徘徊,断定这样的工程技术水平即使放到二十世纪,调动一切最先进的器械参与,也会遇到一大堆惊人的困难。那么,四五千年前的埃及人何以达到这个水平?而据一些地质学家断言,这个金字塔的年龄还要增加一倍,可能建造在一万年前!
  我们现在经常引用的有关金字塔建造情景的描写,是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考察埃及时的记述。这乍一看似乎具有权威性,但仔细一想,希罗多德来埃及考察是公元前五世纪的事,按最保守的估计,他看到的金字塔也已经建成一千二百多年,就像我们今天在谈论唐代。唐代留下了大量资料,而金字塔的资料至少希罗多德没有发现,因此他的推断也只是一种遥远的猜测。对于真正的建造目的、建造过程、建造方式,我们全然一无所知。
  说是法老墓,但在这最大的金字塔里,又有谁见过法老遗体的木乃伊?而且,一次次挖洞进去,又有多少有关陵墓的证据?仍然只是猜测而已。
  站在金字塔前,所有的人都面对着一连串巨大的问号。
  不要草率地把问号删去,急急地换上赞美的感叹号或判断的句号。人类文明史还远远没到可以爽然读解的时候,其中,疑问最多的是埃及文明。我们现在可以翻来覆去讲述的话语,其实都是近一个多世纪考古学家们在废墟间爬剔的结果,与早已毁灭和尚未爬剔出来的部分比,只是冰山一角。
  在金字塔面前,联想到我们平日经常见到一些无所不知的评论家,多少有点可笑。当年拿破仑如何气焰熏天,但当自己的军队抵达金字塔的时候,也突然感受到自己的渺小。
  一九九九年十月九日上午,埃及开罗,夜宿Les 3 Pyramides旅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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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筑的《易经》

  余秋雨

  还是金字塔。
  现代有学者根据金字塔所包含的各种建造数据与天体运行规则的对应性、预见性,断言这是古人对后人的一种智能遗嘱。
  这用我的话来说就是,它们就像用巨石筑建的《易经》,后人读得懂就读,读不懂就独
  处一隅,等待着更遥远的后人。
  当一切不可能已经变成事实矗立在眼前,那么不妨说,金字塔对于我们长久津津乐道的文史常识有一种局部的颠覆能量。至少,它指点我们对文明奥义的解读应该多几种语法,而不能仅止于在一种语法下词汇的增加。
  本来也许能够解读一部分,可惜欧洲人做了两件不可饶恕的坏事。
  第一件是,公元前四十七年,恺撒攻占埃及时将亚历山大城图书馆的七十万卷图书付之一炬,包括那部有名的《埃及史》。
  第二件事更坏,四百多年之后,公元三九○年,罗马皇帝禁异教,驱散了唯一能读古代文字的埃及祭司阶层,结果所有的古籍、古碑很快就没有人能解读了。
  如果说第一件事近似秦始皇焚书,那么第二件事正恰与秦始皇相反,因为秦始皇统一了中国文字,相当于建立了一种覆盖神州大地的"通码",古代历史不再因无人解读而局部湮灭。
  须知,最大的湮灭不是书籍的亡佚,而是失去对其文字的解读能力。
  在这里我至少看到了埃及文明中断、中华文明延续的一个技术性原因。初一看文字只是工具,但中国这么大,组成这么复杂,各个方言系统这么强悍,地域观念、族群观念、门阀观念这么浓烈,连农具、器用、口音、饮食都统一不了,要统一文字又是何等艰难!在其他文明故地,近代考古学家遇到最大的麻烦就是古代文字的识别,常常是花费几十年才猜出几个,有的到今天还基本上无法读通,但这种情况在中国没有发生,就连甲骨文也很快被释读通了。
  我想,所谓文明的断残首先不是古代城郭的废弛,而是一大片一大片黑黝黝的古文字完全不知何意。为此,站在尼罗河边,对秦始皇都有点想念。
  当法老们把自己的遗体做成木乃伊的时候,埃及的历史也成了木乃伊,而秦始皇却让中国历史活了下来。我们现在读几千年的古书,就像读几个喜欢文言文的朋友刚刚寄来的信件,这是其他几种文明都不敢想象的。
  站在金字塔前,我对埃及文化的最大感慨是:我只知道它如何衰落,却不知道它如何构建;我只知道它如何离开,却不知道它如何到来。
  就像一个不知从何而来的巨人,默默无声地表演了几个精彩的大动作之后轰然倒地,摸他的口袋,连姓名、籍贯、遗嘱都没有留下,多么叫人敬畏。
  金字塔禁止人攀援,但底下的八九级,去爬也没有人阻止。我爬上几级,贴身抬头,长久地仰望着它。它经过几千年"做旧",已经失去任何细部的整齐,一切直角变成了圆钝,一切直线变成了颤笔,因此很像一种天造地设的自然生成物,但在总体上,细部的嶙峋仍然综合成直笔。
  金字塔在不声不响之中也就撑开了两笔,写了中国的一个"人"字。两笔陡峭得干净利落,顶部直指太阳,让人睁不开眼,只有白云在半坡上殷勤地衬托。
  听到许戈辉在摄像机前说"永久",仿佛提到,再过五千年,它们还会是这个样子。这便启发了我的一个想法
  金字塔至今不肯坦示为什么要如此永久,却透露了永久是什么。
  永久是简单,永久是糙砺,永久是毫不弯曲的憨直,永久是对荒漠和水草交接线的占据,永久是对千年风沙的接受和滑落。
  无法解读是埃及文明的悲剧,但对金字塔本身而言,它比那些容易解读的文明遗物显得永久。通俗是他人侵凌的通道,逻辑是后人踩踏的阶梯,而它干脆来一个漠然无声,也就筑起了一道障壁。因此还可以补充一句永久是对意图的掩埋,是把复杂的逻辑化作了朴拙。
  一九九九年十月九日下午,埃及开罗,夜宿Les 3 Pyramides旅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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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枪口

  余秋雨

  在开罗,几乎没有人赞成我们坐吉普去卢克索。路太远,时间太长,最重要的是,一路上很不安全。
  自从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一群恐怖分子在卢克索杀害六十四名各国游客,埃及旅游业一败涂地,第二年游客只剩下以往年份的二十分之一,严重打击了埃及的经济收入和国际形象。由于恐怖分子当时就在警方的围捕中全部被击毙,至今不知他们的组织背景,埃及政府不能
  不时时严阵以待。
  据我们遇到的几位埃及人说,恐怖分子多数是国外敌对势力派遣的。从开罗到卢克索一路,要经过七个农业省,恐怖分子出没的可能极大,因此去卢克索的绝大多数旅客只坐飞机,万不得已走陆路,必须由警察保护。
  冒险总是很有吸引力的,谁料路上见到的一切,实在匪夷所思。
  七百多公里的长途,布满了岗楼和碉堡。一路上军容森森、枪支如林,像是在两个交战国的边防线上潜行。刚离开开罗就发现我们车队的头尾各出现了一辆警车,上面各坐十余名武装警察,全部枪口都从车壁枪洞里伸出,时时准备射击。每过一段路都会遇到一个关卡,聚集了很多士兵,重新一辆辆登记车号,然后更换车队头尾的警车。换下来的警车上的士兵属于上一个路段,他们算是完成了任务,站在路边向我们招手告别。警车换过几次之后终于换上装甲车,顶部架着机枪,呼啸而行。
  我们在沿途停下来上厕所、吃饭,警察和士兵立即把我们团团围住,不让恐怖分子有一丝一毫袭击我们的可能。我环视四周,穿黑军装的是特警部队,穿驼黄色军装的是公安部队,穿白色制服的是旅游警察,每个人都端着型号先进的枪支。女士进厕所,门口也站立着持枪的士兵,我想把这个有趣的镜头拍下来,没有被允许。
  我不知道过去和现在世界上还有没有其他地方以这样的方式来卫护文物和旅游的,但一想到法老的后代除了黑黝黝的枪口外别无选择,不禁心里一酸。其实人家只想让异邦人士看看祖先的坟墓和老庙罢了。
  埃及朋友说,他们天天如此,而且对任何一批走陆路的外国旅游者都是如此。埃及百分之九十四是大沙漠,像样一点的地方就是沿尼罗河一长溜,而我们经过的一路正是这一长溜的大部分,因此这样的武装方式几乎罩住了全国的主要部位,牵连着整个民族的神经。
  文明,哪怕是早已不会说话、只能让人看看遗迹的文明,还必须老眼昏花地面对兵戎,那就可以想象,在它们还能说话的时候,会遭遇多大的灾祸?
  任何过分杰出的文明不仅会使自己遭灾,还会给后代引祸,直到千年之后。想到这里,我忍不住在装甲车的呼啸声中深深一叹。
  正在这时,车队突然停住,士兵们端着枪前后奔跑,像是发生了什么大事。原来,那位在安徽师范大学进修过的埃及青年王大力今天也被我们请来同行,他的老家到了,叔叔还住在这里,想看一看。这把武装警察们忙坏了,以防发生什么意外。
  五辆吉普车一拐就进了村,再加上装甲车、后卫车和那么多武装人员,从车上下来的又都是外国人,我说,村民会以为王大力当选了总统。
  这个村其实全是王大力的本家,他叔叔有两个妻子,十三个孩子,再加上稍稍远一点的亲戚,总数不在三百人之下,全都蜂拥而出,却不知怎么欢迎。
  村里好像还有"民团"之类的组织,一些上了年岁的老大爷一人端着一枝猎枪围过来,阿拉伯长袍裹着他们硕大而衰老的身躯,白色的胡须与枪一配,有一种莫名的庄严。
  警察说,这么多人挤在一起可能真会发生什么事,不断呼喊我们上路。装甲车、吉普车队浩浩荡荡又开动了。
  此时夜色已深,撒哈拉大沙漠的风,有点凉意。
  一九九九年十月十三日,夜宿埃及南部,卢克索(Luxor)的Emilio旅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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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谁争夺

  余秋雨

  原想直奔耶路撒冷,无奈视线又受到干扰。
  四周仍是茫茫沙漠,但与别处不同的是,每隔几百米就有一个蓝色的小铁丝网,里边有一个水龙头。再往前,一个个塑料棚多起来了,棚外滚动着遗落的香瓜和西红柿。不久见到了村庄,绿树茂密、鲜花明丽,但一看它们根部,仍然是灼灼黄沙。
  世界上有那么多沙漠,而这儿居然这样。我们实在忍不住了,钻进了一个塑料棚。只见满眼是一垄垄鲜红的小西红柿,叫做樱桃西红柿,主人见到来了客人,连忙摘下一把往我们嘴里送,我们也不擦洗,一口咬下去,大家一致呜噜呜噜地说,这是离国至今吃到的最鲜美的水果。
  主人要我们蹲下身来看他们种植的秘密,原来地下仍然是沙,只不过有一根长长的水管沿根通过,每隔一小截就有一个滴水的喷口,清水、肥料、营养液一滴不浪费地直输每棵植物。
  "全部电脑控制,人要做的事只有一件:坐着轨道车采摘!"主人的口气很骄傲。他说,每家农户一年的产值约二十五万美元。
  谁都知道,由枯竭的沙漠和烟瘴的沼泽组成的以色列,在自然资源上只能排在整个中东的后面,但短短几十年,它的农业产品增加十六倍,不仅充分自足,而且大量出口欧洲,欧洲每天都要享用来自以色列沙漠的果品和鲜花。
  与此相应,它的喷灌、滴灌和海水淡化技术,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在我看来,黄河上游乃至整个中国西北高原,都应该引进以色列的滴灌技术。
  好客的主人执意要领我们到附近一个高坡上,鸟瞰一下整个农庄。到了高处一看,层层叠叠的塑料棚铺展得那么辽阔,阳光一照宛若一片浩淼的湖水。
  我在高坡上想,多年以来,中东地区战乱不断,大家都在争夺土地,为了这种争夺,不知开了多少会,说了多少话,生了多少气,流了多少血,死了多少人,而且至今尚未看到停息的迹象。人类有没有可能减少一点彼此之间的争夺,去向自然争夺一点空间呢?
  我觉得,以色列人在沙漠里寸土必争地扩展绿洲的奋斗,要比任何军事占领都更有意义。
  当人们终于懂得,笼罩荒原的不应该是战火而应该是暖棚,播洒沙漠的不应该是鲜血而应该是清泉,一切就走上正路了。
  就我个人而言,实在有点好笑,长期以来对以色列的情报机构"摩萨德"钦佩不已,因为它居然可以在敌方的眼皮底下把人家新研制的军用飞机和导弹整架、整批地偷出来,甚至一夜之间把对方的雷达站囫囵搬到自己一方,简直像神话一般。但现在憬悟,犹太民族的高度智慧如果耗费在这上面,只会越来越给和平带来麻烦。
  人折腾人,人摆布人,人报复人,这种本事,几千年来也真被人类磨砺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但我实在不知道该不该把它划入文明发展史。如果不划入,那么有许多智慧故事、历史事件便无处落脚;如果划入,那么文明和野蛮就会分不清界限。人折腾人的本事,粗粗划分有两大类,即明里攻伐,暗里用间。大至两国之间的抗衡,小至同事之间的纷争,均无出其外。以色列立国既迟,疆域不大,因此虽也有攻伐之举,却以用间技巧为长。自进入以色列以来,满街可见持枪的年轻士兵,男女都有,英姿飒爽;对于那些不穿军装却又显得特别深沉的男人,或特别漂亮的女人,我会稍稍疑惑:"是摩萨德吗?"
  其实,人折腾人的本事,要算中国最发达。五六千年间不知有多少精彩绝伦的智慧耗尽在这里。但是如果我们今天要用最简明的线索来描绘中华文明,一定会把这种本事搁置在一边。
  我真想把中国的这种体验告诉以色列朋友,同时也告诉他们的对手,快快地铸剑戟为犁锄,化干戈为玉帛,把更多的智慧放在对沙漠的滴灌、喷灌上,而在整人治人的领域,则不必高度发展。
  连曾经拥有《孙子兵法》、《资治通鉴》的民族都这么说,总可信服。
  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四日下午,从埃拉特前往耶路撒冷,夜宿Renaissance旅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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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底线

  余秋雨

  大屠杀纪念馆坐落在耶路撒冷城西的赫哲山旁,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德国纳粹屠杀的六百万犹太人。
  进入主厅,每个男人都要从一位老汉手中接过一顶黑色小纸帽戴上。主厅黝暗,像一个巨大的洞窟。屋顶有一扇窗,一束光亮进入,直照地下一座长明火炬。火焰燃得宁静,不露声色地把铸刻在地上的那些"现代地狱"的地名一一显现出来。
  中间有一个小小的讲台,每年五月的一天,以色列的总统和总理都会站到这里,全城汽笛长鸣,各行各业立即停止一切工作,悼念两分钟。
  离开主厅时,我把黑纸帽还给门口的老汉,说声谢谢,老汉点一点头,用浑浊的眼睛看着我,然后指了指东边。东边,我没有料到,会有一个让我泪流不止的所在。
  那是一座原石结构的建筑,门口用英文写着:亚伯拉罕先生和他的妻子伊蒂塔,建造此馆纪念他们的儿子尤赛尔(U-ziel),尤赛尔一九四四年在奥斯维辛被杀害。
  但是,这并不仅仅是一个私人的纪念,因为还有一行怵目惊心的字:纪念被纳粹杀害的一百五十万名犹太儿童。
  进入这个纪念馆要经过一条向下延伸的原石甬道,就像进入最尊贵的法老的墓道。所有的人都低着头沉重地往前走,没想到一拐弯,就看到甬道尽头一幅真人大小的浮雕。是一张极其天真愉快的儿童的脸,年龄在三四岁之间,浮雕下分明写着他的名字:尤赛尔。
  儿童的笑脸具有如此大的震撼力,是我以前没有感受过的,我的心一下子就揪紧了,心想,年迈的父母要在自己死亡前用这么多石头留住儿子的笑脸,这样的举动不能不触动人类最基本的良知。
  从尤赛尔的浮雕像再向里一转,我肯定,所有的人都会像钉子一样钉在地上动弹不得,因为眼前一片漆黑的背景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儿童笑容。男孩,女孩,微笑的,大笑的,装大人样的,撒娇的,调皮的都有。短发似乎在笑声中抖动,机灵全都在眼角中闪出。但他们,全被杀害了!
  这些从遗物中找到的照片,不是用愤怒,不是用呼喊,而是用笑容面对你,你只能用泪眼凝视,一动不动,连拿手帕的动作都觉得是多余。
  我不敢看周围,但已经感觉到,右边的老人已哽咽得喘不过气来,左边一个年轻的妻子一头扎在丈夫怀里,丈夫一只手擦着自己的眼泪,一只手慰抚着她的头发。
  大家终于挪步,进入一个夜空般的大厅。上下左右全是曲折的镜面结构,照得人就像置身太虚。不知哪里燃了几排蜡烛,几经折射变成了没有止境的烛海,沉重的夜幕又让烛海近似于星海,只不过每颗星星都是扑扑腾腾的小火苗。
  这些小火苗都是那些孩子吧?耳边传来极轻的男低音,含糊而殷切,是父亲们在嘱咐孩子,还是历史老人在悲怆地嘟哝?
  走出这座纪念馆的每个人,眼睛都是红的。大家不再说话,慢慢走,终于走到了一座纪念碑跟前。内弧形的三面体直插云霄,它纪念的是一切在反抗法西斯的斗争中牺牲的英雄,没有国界,不分民族。
  法西斯摧残的不仅仅是某个民族,而是全人类,所以全人类站到了同一条战线。不远处的墙角里放着一条小木船,旁边挂了一个说明,原来这条小木船是荷兰的反抗者组织在那最险恶的年月每天深夜用来偷渡犹太人的,一条船至多能坐三个人,加上另外几条,居然解救出七千多人。怪不得纪念馆周围的花坛、草坪上刻有大量感谢牌,感谢当年解救过犹太人的各国人民和各种组织。每个感谢牌边还种一棵树,如今已浓阴蔽天。
  我很看重耶路撒冷有这样一座纪念馆,因为有它存在,多种宗教纠纷和民族冲突碰到了一条真正划分大善大恶的底线。有了底线,也就有了共同语言。
  记得去年寒风凛冽的一天,我曾来到德国柏林的一个老式体育场,希特勒在那里举办过奥林匹克运动会。那次运动会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世界上很多国家的抵制,因此当年这个体育场内的景况,是既嚣张又凄凉的。那些国家对希特勒的军事暴行无可奈何,但敢于抵制奥运会,原因就在于希特勒这次打扮出了一个文明的姿态,摇晃出了一个文化的美名,这就有机会让他看一看文明的底线了。
  对野兽无可理喻,但野兽居然也念叨起奥林匹克,那就可以对它有态度了。
  在罗马时,处处都避不开墨索里尼的影子,事实上他在保存和弘扬古代文物方面真是做了不少大手笔的事,有时还能在电台听到他当年演奏的乐曲,可见他对一般意义上的文明并不陌生;但作为法西斯头子他逾越了底线,因此也就成了一个历史的罪人。
  文明可以成为一种点缀,但文明有最终指向。正是这种最终指向,维护了人类。
  一九九九年十月三十日,耶路撒冷,夜宿Renaissance旅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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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一点遗忘

  余秋雨

  耶路撒冷太浓了,浓得稠稠黏黏,连呼吸都有点急迫。
  今天暂换一个方向,去加沙地带。
  这是目前世界上最敏感的地区,一到关口就感到气氛远比约旦河西岸和戈兰高地紧张。
  迎面是一个架势很大的蓝灰色关卡,以色列士兵荷枪实弹地站了三个层次。头顶岗楼上的机枪,正对准路口。远远望进去,经过一个隔离空间,前面便是巴勒斯坦的关卡。
  这里要查验护照,但谁都知道,护照上一旦出现了以色列的签证,以后再要进阿拉伯的其他国家就困难了。因此,前几天从埃及进关的时候用的是集体临时签证,但那份签证今天并没有带在身边,于是我们这帮人究竟是怎么进入以色列的,都成了疑问。更麻烦的是,几辆吉普车无牌照行驶的问题在这里也混不过去了。
  有一辆警车朝我们的车队驶来,警车上坐着一位胖胖的以色列警官,看派头,级别不低。他不下车,只是看着围上去的我们几个人一个劲儿摇头,"你们,居然连什么文件也没有?没有签证,没有车牌,没有通行许可?"
  他大概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车队,耸耸肩,不再说什么,只让我们自己得出结论。
  想不出别的办法,只能打电话找中国驻巴勒斯坦办事处。不多久,常毅参赞和他的夫人潘德琴女士就开着车来到了关口,几经交涉,以色列警官终于同意我们几个人坐着办事处的外交公务车进去。
  车子驶过巴勒斯坦关口,倒不必再停下检查,我们向憨厚的士兵们招了招手,他们咧嘴一笑,就过去了。
  加沙地区的景象,与杰里科差不多。我们先到一个难民营,难民主要是一九六七年战争中失去家园的各地阿拉伯人,由于已经过了三十多年,现在也已形成了一个社区。满眼是无数赤着脚向我奔来的天真孩子,按阿拉伯人的生育惯例,逃难过来的已是他们祖父一代了。
  加沙地区被以色列包围着,阿拉伯人进出很不容易;但在以色列看来,他们整个国家都被阿拉伯世界包围着。更让我惊奇的是,居然还有一群固执的犹太人在加沙地区住着,决不搬走,但他们只能用铁丝网把自己围住。
  这就构成了一圈又一圈的包围网,你包围我,我包围你,你深入我,我深入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分不断,离不开,扯不清。
  双方都有一笔冤屈账,互相都有几把杀手锏。就像两位搬不了家的邻居,把伤疤结在一起了。
  很想去看看加沙境内的犹太人居住点,却有铁丝网、岗楼、探照灯包围着。我们想走近一点,阿拉伯朋友说,这已经是最近了,再近他们就会射击。其实,每一个定居点里只住了十几个犹太人,保卫的军警数量与他们差不多。他们在定居点里也没有像样的营生,艰难又危险,却坚持多年,来表示他们的领土观念。
  我站在路边看着这一圈圈互相包围的网,觉得这是人类困境的缩影。
  事情开始时可能各有是非,时间一长早已烟雾茫茫。如果请一些外来的调解者来裁判历史曲直,其实也有点冒险,因为这样会使双方建立起自己的诉说系统,倒把本该遗忘的恩怨重新整理强化了。
  我在这里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两方的朋友都作了深入的交谈,渐渐产生了一个想法:他们都应该多一点遗忘,让往事如烟,然后搁置情绪,用现代政治智慧设计出最理性的方略。
  记性太好,很是碍事。
  历史有很多层次,有良知的历史学家要告诉人们的,是真正不该遗忘的那些内容。但在很多时候,历史也会被人利用,成为混淆主次、增添仇恨的工具,因此应该警惕。
  几个文明古国的现代步履艰难,其中一个原因便是历史负担太重,玩弄历史的人太多。
  只有把该遗忘的遗忘了,历史才会从细密的皱纹里摆脱出来,回复自己刚健的轮廓。
  可惜直至今天,很多历史只喜欢做皱纹里的文章。
  为了加深对这一个问题的思考,决定明天去参观城西的大屠杀纪念馆。那里,供奉着全人类共同确认的一些原则,因此可以让我们体验,历史的哪些部位才不该遗忘。
  一九九九年十月三十日,以色列加沙地区,夜宿耶路撒冷Remaissance旅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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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伤痕当酒窝

  余秋雨

  在安曼串门访友,路名和门牌号都没有用,谁也不记,只记得哪个社区,什么样的房子。要寄信,就寄邮政信箱。这种随意状态,与阿拉伯人的性格有关。
  但这样一来,我们要去访问蒯先生家,只能请他自己过来带路了。他家在安曼三圆环的使馆区,汽车上坡、下坡绕了很多弯,蒯先生说声"到了",我和陈鲁豫刚下车,就看到一位红衣女子迎过来,她就是蒯太太,本名杜美如,谁也无法想象她已经七十一岁高龄。
  他们住在二层楼的一套老式公寓里,确实非常朴素,就像任何地方依旧在外忙碌的中国老人的住所,但抬头一看,到处悬挂着的书画都是大家名作。会客室里已安排了好几盘糕点,而斟出来的却是阿拉伯茶。
  杜美如女士热情健谈,陈鲁豫叫她一声阿姨,她一高兴,话匣子就关不住了。她在上海出生,到二十岁才离开,我问她住在上海杜家哪一处房子里,她取出一张照片仔细指点,我一看,是现在上海锦江饭店贵宾楼第七层靠东边的那一套。正好陈鲁豫也出生在上海,于是三人交谈中就夹杂着大量上海话。我们感兴趣的,当然是早年她与父亲生活的一些情况;她感兴趣的,是五十年不讲的上海话今天可以死灰复燃,曼延半天。
  以下是她的一些谈话片断,现在很多不了解杜月笙及其时代的读者很可能完全不懂,但我实在舍不得在地中海与两河流域之间的沙漠里,一个中国老妇人有关一个中国旧家庭的絮絮叨叨。
  "我母亲一九二八年与父亲结婚。在结婚前,华格镍路的杜公馆里,已经有前楼姆妈沈太太、二楼姆妈陈太太、三楼姆妈孙太太,但只有前楼姆妈是正式结婚的,她找到还未结婚的我母亲说,二楼、三楼的那两位一直欺侮她,为了出气,她要把正式的名分作为一个礼物送给我母亲。我母亲那么年轻,又是名角,也讲究名分。一九三一年浦东高桥杜家祠堂建成,全市轰动,我母亲坚持一个原则,全家女眷拜祖宗时,由她领头。那年我两岁,我母亲生了四个,我最大,到台湾后,蒋家只承认杜家我们这一房。
  "父亲很严厉,我们小孩见他也要预约批准。见了面主要问读书,然后给五十块老法币。所以在我心目中他很抽象,不是父亲,父亲的教育职能由母亲在承担,而母亲的抚育职能则由阿姨在承担。后来到了中学,家里如果来了外国客人,父亲也会让我出来用英语致欢迎词。有时我在课堂上突然被叫走,是家里来了贵客,父亲要我去陪贵客的女儿。母亲一再对我说,千万不要倚仗父亲的名字,除了一个杜字,别的都没有太大关系,要不然以后怎么过日子?这话对我一辈子影响很大,我后来一再逃难、漂泊,即使做乞丐也挺得过去。
  "父亲越到后来越繁忙,每天要见很多很多客人。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九日才急匆匆从上海坐船去香港,在船上已经可以看到解放军的行动。他还仔细地看了看黄浦江岸边的一家纺织厂,他母亲年轻时曾在那里做工。在香港他身体一直不好,因严重气喘需要输氧,但又不肯戴面罩,由我们举着氧气管朝他喷。母亲问他现在最希望的事是什么,他说希望阿冬过来说话,阿冬就是孟小冬,母亲就答应了。父亲还就这件事问过我,我说做女儿的是晚辈,管不着。后来他就与孟小冬结婚了。父亲去世后孟小冬只分到两万美元,孟小冬说,这怎么够……"
  陈鲁豫打断说,我们谈点愉快的吧,譬如,你们两人是怎么认识的?
  这下两位老人都笑了,还是杜美如女士在说:"那是一九五五年吧,已经到了该结婚的年龄,我们几个上海籍女孩子到南部嘉义玩,参加了一个舞会,见到了他。但我是近视眼,又不敢戴眼镜,看不清,只听一位女伴悄悄告诉我,那位白脸最好,她又帮我去拉,一把拉错了,拉来一位正在跟自己太太跳舞的男人……当然我最后还是认识这位白脸了,见了几次面,他壮着胆到我母亲那里准备提婚,正支支吾吾,没想到母亲先开口,说看中了就结婚,别谈恋爱了。原来她暗地里作了调查……"
  蒯先生终于插了一句话:"我太太最大的优点,是能适应一切不好的处境,包括适应我。"
  "是啊,"杜女士笑道,"我遭遇过一次重大车祸,骨头断了,多处流血,但最后发现,脸上受伤的地方成了一个大酒窝!"我们一看,果然,这个"酒窝"不太自然地在她爽朗的笑声中抖动。
  她五十多年没回上海了,目前也没有回去的计划,而不回去的原因却是用地道的上海话说出来的:"住勒此地勿厌气。""厌气"二字,很难翻译。她说,心中只剩下了两件事,一是夫妻俩都已年逾古稀,中华餐馆交给谁?他们的儿女对此完全没有兴趣;二是只想为儿子找一个中国妻子,最好是上海的,却不知从何选择。她把第二件事,郑重地托付给我。
  我看着这对突然严肃起来的老夫妻,心想,他们其实也有很多烦心事,只不过长期奉行了一条原则:把一切伤痕都当作酒窝。
  酒有点苦,而且剩下的也已经不多。
  祝他们长寿,也祝约旦的中华餐厅能多开几年。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五日,安曼,夜宿Arwad旅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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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最后智慧

  余秋雨

  回安曼的第一件事,是去瞻仰前国王侯赛因的陵墓。
  本来,现代政治人物不是我这次寻访的对象,但到约旦之后,越来越觉得需要破破例了。
  几乎所有的人都用最虔诚的语言在怀念他。我们队伍里有一位小姐,在一家礼品商店买
  了一枚他的像章别在胸前,只想作一个小小的纪念,没想到被一位保护我们的警察看见,这位高个子的年轻人感动得不知怎么才好,立即从帽子上取下警徽送给小姐,一是感谢中国小姐尊重他们的伟人,二是要用自己的警徽来保卫国王的像章,他知道,国王的像章将要做跨国旅行。
  他们说,当国王病危从美国飞回祖国时,医院门口有几万普通群众在迎接,天正下雨,没有一个人打伞。
  他出殡那天,很多国家的领袖纷纷赶来,美国的现任总统和几任退休总统都来了,病重的叶利钦也勉力赶来,天又下雨,没有一个外国元首用伞。
  出殡之后,整整四十天举国哀悼,电视台取消一切节目,全部诵读《可兰经》,为他祈祷。
  人们尊敬他是有道理的。约旦区区小国,在复杂多变的中东地面,只能在夹缝中求生存。谁的脸色都要看,谁的嗓音都要听,要硬没有资本,要软何以立身,真是千难万难。
  大国有大国的难处,但与那种举手之劳可以被扼住喉管、一夜之间可以被人吞并的小国比,毕竟没有太多的旦夕之忧。侯赛因国王明白这一点,多年来运用柔性的政治手腕,不固执、不偏窄、不极端、不抱团、不胶粘,反应灵敏,处世圆熟,把四周的关系调理得十分匀当。可以说他"长袖善舞",但他甩动的长袖后面还是有主体、有心灵的,人们渐渐看清,他多彩多姿的动作真诚地指向和平的进程和人民的安康,因此已成为这个地区的一种理性平衡器。
  这种角色可以做小也可以做大,他凭着自己的教育背景和交际能力,使这种角色一次次走到国际舞台中央。结果,世界各国对这一地区深深皱眉,他与约旦,反而成了一条渡桥。这使他由弱小而变得重要,因重要而获得援助,因重要而变得安全。
  我曾两次登上安曼市中心的古城堡四下鸟瞰,也曾北行到杰拉西(Jerash)去瞻仰声势夺人的罗马广场,知道这个国家在立国之前,一直是外部势力潮来潮去的通道。山谷间小小的君主,必须练就一身技巧才能勉强地保境安民。我对本地历史知之甚少,但从山势遗迹已可找到这种技巧的印痕,而侯赛因国王,则是方士智慧的集大成者。如果要评选二十世纪以来小国家的大政治家,他一定可以名列前茅。
  很早以前我们还不知道约旦在哪里,却已经在国际新闻广播中听熟了"约旦国王侯赛因"。这个专用名词几乎成为一个现代国际关系的术语,含义远超某一个国家某一个人。这,正是我非要去拜谒陵墓不可的原因。
  陵墓在王宫,王宫不是古迹而是真实的元首办公地,因而要通过层层警卫。终于到了一堵院墙前,进门见一所白屋,不大,又朴素,觉得不应该是侯赛因陵墓,也许是一个门楼或警卫处?一问,是侯赛因祖父老国王的陵寝。屋内一具白石棺,覆盖着绣有《可兰经》字句的布幔,屋角木架上有两本《可兰经》,其他什么也没有了。蹑手蹑脚地走出,询问侯赛因自己的陵墓在哪里,我是作好了以最虔诚的步履攀援百级台阶、以最恭敬的目光面对肃穆仪仗的准备的,但不敢相信的事情发生了
  就在他祖父陵寝的门外空地上,有一方仅仅两平方米的沙土,围了一小圈白石,上支一个布篷,也没有任何人看管,领路人说,这就是侯赛因国王的陵寝。
  我和陈鲁豫都呆住了,长时间地盯着领路人的眼睛,等待他说刚才是开玩笑。当确知不是玩笑后,又问是不是临时的,回答又是否定,我们只得轻步向前。
  沙土仅是沙土,一根草也没有,面积只是一人躺下的尺寸。代替警卫的,是几根细木条上拉着的一条细绳。最惊人的是没有墓碑和墓志铭,整个陵墓不着一字,如同不着一色,不设一阶,不筑一亭,不守一兵。
  我想这件事不能用"艰苦朴素"来解释。侯赛因国王生前并不拒绝豪华,却让生命的终点归于素净和清真。我一直认为,如何处理自己的墓葬,体现一代雄主的最后智慧。侯赛因国王没有放弃这种智慧,用一种清晰而幽默、无虞又无声的方式,对自己的信仰作了一个总结。
  这次陪我们去的,有一位在约旦大学攻读伊斯兰教的中国学生马学海先生,他说,我们立正,向他祈祷吧。我们就站在那方沙土跟前,两手在胸口向上端着,听小马用阿拉伯文诵读了《可兰经》的开端篇。我在心里默诵:国王,没想到你以这样一种方式在休息,请接受一个万里而来的中国人的敬意。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八日,回安曼,仍宿Arwad旅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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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定复活

  余秋雨

  早晨起来,在阳台上坐坐,想读几份昨天在巴特农神殿门口得到的英文资料。不想刚坐下又站起身来,原来发现巴特农神殿就在我的左前方山顶。
  我重新坐下,久久地抬头仰望着它。
  希腊文明是在它的脚下一步步走出来的,但是,当希腊文明的黄金时代过去之后,它还
  在。这是一切遗迹的大幸还是大不幸?伴随过自己的辉煌已一去不复返,自己只能带着悲怆的记忆耸立于衰草残阳。
  它太气派、太美丽,后世的权势者们一个也放不过它,不会让它安静自处。
  罗马帝国时代,它成了基督教堂;土耳其占领时期,它又成了回教堂;在十七世纪威尼斯军和土耳其军的战争中,它又成了土耳其军的火药库,火药库曾经爆炸,而威尼斯军又把它作为一个敌方据点进行猛烈炮轰。在一片真正的废墟中,十九世纪初年,英国驻土耳其大使又把遗留的巴特农神殿精华部分的雕刻作品运到英国,至今存放在大英博物馆。
  摧残来自野蛮,也来自其他试图强加别人的文明。因此巴特农,既是文明延续的象征,也是文明受辱的象征。
  受尽屈辱的老祖母更受后辈尊敬。本世纪中期,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结束的那几天,德国法西斯还在统治着希腊,有两个希腊青年,徒手攀登巴特农神殿东端的垂直峭壁,升起了一面希腊国旗。这事很为巴特农神殿争光,那两个青年当即被捕,几天后德国投降,他们成了英雄。今天,这面希腊国旗还在那里飘着,一面儿孙们献给老祖母的旗。
  记得昨天傍晚我们离开巴特农神殿很晚,已经到了关门的时分,工作人员轮番用希腊语、英语和日语催我们离开,我们假装听不懂,依然如饥似渴地到处瞻望着,这倒是把这些工作人员感动了。他们突然想起,眼前可能就是当地报纸上反复报道过的那几个中国人?于是反倒是他们停下来看我们了。
  这些工作人员大多是年轻姑娘,标准的希腊美女,千年神殿由她们在卫护,苍老的柱石衬托着她们轻盈的身影。她们在山坡上施然而行,除了衣服,一切都像两千年前的女祭司。
  当我们终于不得不离开时,门口有人在发资料。当时拿了未及细看,现在翻出来一读,眼睛就离不开了。原来,一个组织、几位教授,在向全世界的游客呼吁,把巴特农神殿的精华雕刻从伦敦的大英博物馆请回来。
  理由写得很强硬:
  一、这些文物有自己的共同姓名,叫巴特农,而巴特农在雅典,不在伦敦;
  二、这些文物只有回到雅典,才能找到自己天生的方位,构成前后左右的完整;
  三、巴特农是希腊文明的最高象征,也是联合国评选的人类文化遗产,英国可以不为希腊负责,却也要对人类文化遗产的完整性负责……
  真是义正辞严,令人动容,特别是对我这样的中国人。
  突然想起,很多年前我曾写了一篇文章表达自己对斯坦因等人取走敦煌文物的不甘心,说很想早生多少年到沙漠上拦住他们的车队,与他们辩论一番。没想到这种想法受到很多年轻评论家的讪笑。有一位评论家说:"你辩得过人家博学的斯坦因吗?还是识相一点趁早放行。"
  我对别人的各种嘲弄都不会生气,但这次是真正难过了,因为事情已不是对我个人。
  看到希腊向英国索要巴特农文物的这份材料,我也想仿效着回答国内那些年轻的评论家几条:
  一、那些文物都以敦煌命名,敦煌不在巴黎、伦敦,而在中国,不要说中国学者,哪怕是中国农民也有权利拦住车队辩论几句;
  二、我们也许缺少水平,但敦煌经文上写的是中文,斯坦因完全不懂中文,难道他更具有读解能力?
  三、在敦煌藏经洞发现的同时,中国还发现了甲骨文。从甲骨文考证出一个清晰的商代,是由中国学人合力完成的,并没有去请教斯坦因。所以中国人在当时也具备了研究敦煌的水平。
  我这样说,并不是出于狭隘民族主义来贬斥一切来华的外国考古学家,但实在无法理解那些年轻评论家的慷慨。他们也许以为自己已经获得了纯西方化的立场,但是且慢,连西方文明的摇篮希腊,也不同意。
  你看这份呼吁索回巴特农文物的资料还引述了希腊一位已故文化部长的话:
  我希望巴特农文物能在我死之前回到希腊,如果在我死后回来,我一定复活。
  这种令人鼻酸的声音,包含着一个文明古国最后的尊严。这位文化部长是位女士,叫曼考丽(Melina Mepcouri)。发资料的组织把这段话写进了致英国首相布莱尔的公开信。
  一九九九年十月五日,希腊雅典,夜宿Royal Olympic旅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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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的祖先

  余秋雨

  从"复原"了的巴比伦古城回来,大家一路无话,而我则一直想着"楔形文字"。从城墙上见到的现代赝品,联想到四五千年前当地古人的真正刻写。感谢考古学家们在破译"楔形文字"上所作的努力,使我们知道在这种泥板刻写中还有真正的诗句。
  这些诗句表明,这片土地在四五千年之前就已经以灾祸和离乱为主题。例如,无名诗人们经常在寻找自己的女神:
  啊,我们的女神,
  你何时能回到这荒凉的故土?
  女神也有回答:
  他追逐我,
  我像只小鸟逃离神殿;
  他追逐我,
  我像只小鸟逃离城市。
  唉,我的故乡,
  已经离我太远太远!
  这是四五千年前从这里发出的柔弱声音。
  顺着这番古老的诗情,我们决定,今天一定要找一所小学和儿童医院看看。
  很快如愿以偿,因为这里的当局很愿意用这种方式向外界控诉美、英等多国部队和联合国对他们的轰炸、包围和禁运。
  孩子总是让人心动。
  我们走进巴格达一家据称最好的小学的教室,孩子们在教师的带领下齐呼:"打倒美国!反对禁运!不准伤害我们!萨达姆总统万岁!"呼喊完毕,两手抱胸而坐,与我们小时候在教室里两手放到背后的坐姿不一样。孩子们多数脸色不好,很拘谨地睁着深深的大眼睛看着我们,毫无笑容。
  鲁豫弯下身去,要前排一个男孩子拿出课本来看看,男孩子拿出来的课本用塑料纸包着,但里边有很多破页。老师在一旁解释说,课本的破页不是这个孩子造成的,由于禁运,没有纸张,课本只能一个年级用完了交给下一个年级用,不知转了多少孩子的手,你看破成这个样子还都那么珍惜,用塑料纸包着。
  这种细节让我们十分心酸,立即想起在约旦时听一位老人说,见到伊拉克孩子最好送一点小文具。我们倒真是买了一些,赶快到车上取出,每人发点铅笔、橡皮、卷笔刀之类。小小的东西塞在一双双软绵绵的小手上,真后悔带得太少。
  到操场一看,一个班级在上体育课,女孩子跳绳,男孩子踢球。我走到男孩子那边捡起球往地下一拍,竟然完全没有弹力,原来是一个裂了缝的硬塑料球。老师说,这样的破塑料球全校还剩下三个,踢不了多久。
  我们知道,这是最好的学校,其他学校会是什么情景,不得而知,而在伊拉克,失学儿童的比例恐怕不是一个小数字。问过这里的官员,回答是没有失学儿童,只有少数中途退学。这话显然不真实,只要大白天向任何一个街口望一眼就知道。
  我们离开小学的时候,就在门口见到两个男孩推着很大的平板车经过。桂平连忙把他们拦住,鲁豫赶过去一问,是兄弟俩,哥哥十三岁,大大方方地停下来回答问题,弟弟则去把两辆平板车拉在路边。
  这个哥哥头发微卷,脸色黝黑,眼神腼腆而又成熟,一看就知道已经承受了很重的生活担子。问他为什么不读书,他平静地说,父亲死于战争,家里还有母亲和妹妹。这个简练的回答使我们都沉默了。
  我从口袋里摸出两枝圆珠笔,塞在兄弟俩的手上,想说句什么,终于没有开口。是的,孩子,你们可能都不识字,用不着圆珠笔,但你们知道不知道,你们的祖先是世界上最早发明文字的人。在你们拉车空闲时,哪怕像祖先刻写楔形文字一般画几笔吧。这番心意,来自你们东方那个发明了甲骨文的民族。
  去儿童医院,心里更不好受。那么多病重的孩子,很多还是婴儿,等待着药品,而药品被禁运。病房的每张床上都坐着一个穿黑衣的母亲,毫无表情地抱着自己的孩子。鲁豫想打开话题,问一位母亲:"这么小的孩子病成这样,你心里一定……"话没说完,这位母亲便泪如雨下,泣不成声。鲁豫想道歉,但自己也早已两眼含泪。
  我们想给病房里的每位母亲留点钱,但刚摸出,就被医院负责人严词阻止。我只得走出病房,在走廊里徘徊。走廊里,贴着很多宣传画,都以儿童为题材。一幅的标题是"禁止杀害伊拉克儿童";另一幅的标题是"记住",画了一双婴儿的大眼。
  我心中涌出了很多不同方向的话语,一时理不清楚
  我想说,许多国际惩罚,理由也许是正义的,但到最后,惩罚的真正承受者却是一大群最无辜的人。你们最想惩罚的人,仍然拥有国际顶级的财富。
  国际惩罚固然能够造成一国经济混乱,但对一个极权国家来说,这种混乱反而更能养肥一个以权谋私的阶层。你们以为长时间的极度贫困能滋长人民对政权的反抗情绪吗?错了,事实就在眼前,人们在缺少选择自由的时候,什么都能适应,包括适应贫困;贫困的直接后果不是反抗,而是尊严的失落,而失落尊严的群体,更能接受极权统治。
  有人也知道惩罚的最终承受者是人民,却以为人民的痛苦对统治者是一种心理惩罚,这也是一种一厢情愿的推理。鞭打儿子可以使父亲难过,但这里的统治者与人民的关系,并不是父亲和儿子,甚至也不是你们心目中的总统和选民。
  当然,也想对另外一个方面说点话。你们号称当代雄狮,敢于抗争几十个国家的围攻,此间是非天下自有公论,暂不评说;只不过你们既然是堂堂男子汉,为什么总是把最可怜的儿童妇女推在前面作宣传,引起别人的怜悯?男子汉即便自己受苦也要掩护好儿童妇女,你们怎么正好相反?
  我想我有权发表这些感慨,以巴比伦文明朝拜者的身份。巴比伦与全世界有关,而眼前的一切,又都与巴比伦有关。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十三日,巴格达,夜宿Rasheed旅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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